二、第二代词人群(1068—1125)的开创宋词的发展历程
第二代词人群，是以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晏几道(1038—1110)[5]、秦观(1049—1100)、贺铸(1052—1125)、周邦彦(1055—1121)等为代表的元佑词人群。此外著名的词人还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观、李之仪(1048—1127)[6]、赵令畤(1051—1134)、晁补之(1053—1100)、陈师道(1063—1101)、 毛滂(1064—1121)等。
上海夜生活论坛 这代词人的创作历时半个世纪，大致始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第一代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等已于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去世，只有张先、欧阳修两位词坛老将活到七十年代而亲手传下接力棒。第二代词人中，王安石、苏轼的词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而作为一代词坛领袖的苏轼，其词风直到七十年代，亦即欧阳修、张先行将退出词坛之际，才走向成熟。其他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等，也是到七十年代后才崭露头角。故第二代词人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1068—1125)。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从社交群体看，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经在大晟乐府内供职。
就创作时代而言，这两个群体略有先后。大致说来，十一世纪下半叶后三十馀年(神宗、哲宗二朝)的词坛，是苏门的天下，周邦彦虽然在此期也有名作问世，但笼罩在苏门的光环之下而没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及黄、秦、晁、陈等苏门中坚词人，在十二世纪的头几年都先后去世，故十二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宗朝)的词坛，则由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唱主角，虽然李之仪、赵令畤、毛滂等苏门词人仍继续在创作，但力量和影响都难与周邦彦等抗衡。
上海夜生活论坛 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不只两种，而显出百花齐放、百川争流的多元态势。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仅有晁补之、黄庭坚两人。秦观另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畤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
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著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词集名《冠柳集》的王观，似乎有意要与柳永一争高低，宋人王灼说他“才豪”气盛，“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同前)。
上海夜生活论坛 万俟咏等大晟词人，作词也不受其领袖周邦彦的制约而另择师门。王灼说万俟泳与“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等六人，“源流从柳氏出”，师 法 效仿 的是柳永开创的“柳氏家法”(同前)。至于曹组，则别属滑稽幽默词派，“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又有“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王齐叟“以滑稽语噪河朔”(同前)。可惜这些诙谐词多已不传。唐宋词一直以悲剧性的感伤忧患为基调，而滑稽幽默词则以喜剧性的情调、手段调侃社会、调侃人生，在唐宋词苑中独具异味。滑稽幽默词在唐宋词史上虽然是一股涓涓细流，却也是不绝如缕。曹组之后，“祖述者益众”(同前)。连后来的词坛巨擘辛弃疾也曾染指，写了不少品位甚高的诙谐幽默词，从而为诙谐词增添了新的光彩和亮色。总之，元佑前后半个世纪的词坛，是多种风格情调并存共竞的繁荣期。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
上海夜生活论坛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坛主将欧阳修去世后，从四川盆地冲出的大才子苏轼在欧阳修生前的大力扶持下继起而执掌文坛。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同前)。
上海夜生活论坛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苏轼以后的南宋词坛，主要有两种创作趋向，并形成两大派系：一是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二是注重词艺音律的精严，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强调词的协律可歌。前者是骚人志士的“诗化”词、“豪气”词;后者是知音识律者的“乐化”词、“风情”词。前者以苏轼为宗，主要词人有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戴复古、陈人杰、刘克庄、刘辰翁和金源词人。后者以周邦彦为祖，主要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诸人。前者习惯上称为“苏辛”派，后者习称“周姜派”。
周邦彦，作为一大词派的领袖，给后代词人提供的抒情范式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上海夜生活论坛 一、重音律。周邦彦填词按谱，审音用字，十分严格，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平、上、去、入四声[12]，使语言的字音高低与曲调旋律节奏的变化完全吻合。宋吴文英等作词严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范式;而方千里、杨泽民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严格按照周词的律调音韵赓和作词，字字趋从，声声不异，虽是误入歧途，却也从反面说明南宋部分词人对周词的极端崇拜，奉周词为不可变更移易的金科玉律。
二、重法度。如果说苏轼作词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无具体的规范可循;那么，周邦彦作词似杜甫，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集中体现在章法结构和句法炼字两个方面。周词的章法结构，是从柳永词中变化而来。周词像柳词一样长于铺叙，抒情性与叙事性兼融，但他是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穿插[13]，时空结构上体现为一种跳跃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使结构繁复多变。后来吴文英词作的章法结构，又从周词变化而出。周词的句法，主要决窍是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 出 博 学，又见出精巧。因其词法度井然，追 随者有 门径 可入，故 后 来“ 作词者多 效其体制”( 张炎《词源》卷下) 。
上海夜生活论坛 三、言恋情，善咏物。恋情词，并不始于周邦彦，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彦手中，恋情词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谓自我化，是变女性中心型为男性(词人自我)中心型。以前的恋情词，失恋的主体多为女性，表现女性对男子的追求思恋;周词中的失恋主体，则多是词人自我，女性已成为他所思所恋的对象。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的恋情词，写的是一种普泛化的恋情，恋爱的双方无确切的指向，恋人是符号化的，如“楚女”、“谢娘”之类，恋情是类型化的。柳永有些恋情词，虽然也是以词人自我为中心，但他所恋的对象似不具体，只是表达对异性佳人的渴望。而周邦彦的恋情词则往往是写词人自我失恋的经历，他的恋爱情事、恋爱对象有具体明确的指向。所谓“雅化”，是指自花间词至柳永词，有些恋情词写得过于直露、失于庸俗轻浮，而周邦彦的部分恋情词，则写得比较含蓄、高雅，并且将自己的人生失意融汇入恋情词中，丰富了恋情词的情感内涵。其后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恋情词，也多是写自我的失恋或忆恋离散、去世的情人(多为妓、妾)，雅而不俗，其源即从周词中来。周邦彦写的咏物词也比较多，而且善于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恋之苦与所咏之物打成一片，也为后来姜派词人的咏物重寄托开了不二法门[14]。
三、第三代词人群(1110—1162)的新变
第三代词人群，是以叶梦得(1077—1148)、朱敦儒(1081—1159)、李纲(1083—1140)、李清照(1084—1155?)、张元干(1091—1161)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群。其他比较著名的有陈克(1081—1137后)、周紫芝(1082—1155)、赵鼎(1085—1147)、向子諲(1085—1152)、李弥逊(1089—1153)、陈与义(1090—1138) 、岳飞(1103—1141)等词人。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0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10—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渡过，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代词人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上海夜生活论坛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亡国、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壮怀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这代词人群人数众多，有词集传世的就有40多人，超过了前两代词人有词集传世者的总和(不到30人)。从词人的角色身份和创作倾向来看，这代词人群可分为三个创作阵营或三种创作类型：
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这主要有叶梦得、陈克、朱敦儒、向子諲、李弥逊、陈与义、王以宁(1090?—1147?)、张元干、岳飞和“南宋四名臣”——李纲、李光(1078—1159)、赵鼎、胡铨(1102—1180)等人。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直接或间接地投身过抗击金兵的战斗，如李纲指挥过靖康元年的“汴京保卫战”;张元干为其幕下参谋，也亲冒矢雨指挥杀敌;王以宁在李纲率兵援救太原的战斗中曾生擒敌兵数十人;向子諲转战南北，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与金兵巷战八日;李光、李弥逊、叶梦得先后任地方长官，都建有守城保土之功;岳飞更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赵鼎任宰相时曾亲临抗金前线指挥;具有“文武全才”的朱敦儒也做过前线军幕的参谋官;陈克晚年投笔从戎，在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兵变中遇险;胡铨虽未驰骋于战场，却用笔杆子投身于抗金的斗争，上书力主抗战，请斩卖国求和的秦桧，声震朝野[15]。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势力常常占着上风，尤其是在绍兴八年(1138)秦桧专权之后，一味向金人屈膝求和，这批抗战的志士词人更倍受打击迫害，而报国无门。创作上，他们面向激烈变化的时代现实，表现民族的苦难生活，抒发对国事的痛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词风悲壮慷慨，代表着南渡词坛的主流和词史进程的新方向。
二是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这有周紫芝(1082—1155)、吕渭老、扬无咎(1097—1177)等人。他们虽然也历经战乱，但时代风云、战争乱离、国家破亡似乎并没有激起他们心底的波澜。他们只是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吟诵着林泉风月中的逍遥自在，词作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志士词人群在遭受打击、被迫隐退之后，也写了大量的隐逸词。“隐逸”避世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一种 流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是当时的一种热门题材。 不过，志士词人群的“隐逸词”，并未真正忘怀现实人生，而蕴含着压抑与不平之气。隐士词人的隐逸词， 则多几分宁静与闲适自得，他们的词风在南渡前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战争乱离似乎既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
三是颂世和谀世的宫廷词人群。这有康与之、曹勋(1098—1174)、史浩(1106—1194)、曾觌(1109—1180)、张抡等人。他们或是嬖客、或是内廷宠臣，专门在宫廷里遵命创作，或歌功颂德，或应制献谀，以讨得主子皇上的欢心。这批词人年寿较高，登上词坛的时间也比前两群词人稍晚，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高宗朝的后期，并延续到孝宗朝，而与下一代词人辛弃疾等人的创作时代交叉重叠。
此期词坛的发展走向，可以从词人对待苏轼词风的冷热变化上看出。南渡前徽宗朝二十多年的词坛，苏轼颇受冷落。 当时的“少年”讥讽苏轼是“移诗律作长短句”， “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永)，则学曹元宠(组)”[16]。 南渡词人，也是走“花间”的老路， 或是跟着周邦彦等人随声附和。直到靖康之难爆发以后， 南渡志士词人群才“重新”发现苏轼， 而沿着苏词的“诗化”方向前进， 把词当作诗来写，其词可歌却不追求入乐歌唱，重在发挥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从而把一度冷落了的苏轼开创的抒情范式经过充实提高后直接传给后来的辛派词人。
就词史的进程来观察，这个时期是词史的新变期。说其“新变”，是因为南渡词人在南渡以后空前地将词的抒情取向贴近了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视野不再是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世界或普泛化的超时代的情感思绪，而扩大到社会化的民族心理、社会心声，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并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17]。
南渡词坛，是以群体的力量和优势推动着宋词的发展，尚未产生像苏轼、周邦彦那样开宗立派、领袖一代的“大家”，但此时出现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也足以使南渡词坛放出异彩。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虽只50多首，但几乎首首是“精品”。这种“精品”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是颇为少见的。她具有天才般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最平常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用一两个日常动作细节的勾勒就能传达出人物内绪的波动变化。她的语言，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自成一种风格。约略与李清照同时的女词人朱淑真，以其独特的悲剧性体验，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时期词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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